这一说法的源头,是英国历史学家、政治家、天主教自由派思想家阿克顿勋爵在1887年写给曼德尔·克莱顿主教的私人书信,彼时两人正就如何客观评价历史上的宗教领袖展开激烈辩论——克莱顿主张在评判教皇这类宗教权威时,应给予特殊宽容,默认其行为的正当性,而阿克顿则针锋相对地提出,道德评判的标尺不应因身份地位而有别,手握权柄者更应接受严苛审视。
在广袤的非洲大陆,诸多国家长期被军阀混战的阴霾笼罩,各派武装势力划地为界、相互倾轧,中央政府的权威被严重削弱,甚至沦为空壳。在这样的乱局中,政令如同废纸,无法跨越势力割据的边界,公共服务的提供更是无从谈起,民众基本的安全与温饱都难以保障,这样的状态连最基本的执政效率都荡然无存,又何谈“绝对权力”?
地方上的豪强靠着宗族势力扎下根来,在乡里垄断资源、操纵舆论,甚至偷偷囤积兵器。秦始皇活着的时候,还能凭着自己“朕为始皇帝,后世以计数,二世、三世至于万世”的权威,加上蒙恬、王翦等名将的军事威慑,勉强维持着统一的样子,可他一在沙丘去世,权力出现空缺,陈涉吴广在大泽乡喊出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举起义旗。
跟割据一方的诸侯一样,董卓更是以“清君侧”为名带兵进京城,“狼戾贼忍,暴虐不仁,自书契已来,殆未之有也”(《后汉书·董卓列传》),烧杀抢掠什么都干,把权力失控后的腐败和残暴表现到了极点,最后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,天下分裂,这时候的腐败和低效,显然和“绝对权力”没关系,反而是皇权旁落直接造成的。
贵族们通过殖民地的贸易特许状赚得盆满钵满,德文郡公爵、马尔伯勒公爵等老牌贵族家族,靠着在印度、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和贸易垄断,每年收入高达数万英镑;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则借助殖民地市场扩大生产,伯明翰的钢铁厂为殖民地修建铁路提供钢轨,利物浦的造船厂为皇家海军建造蒸汽战舰,都能从殖民扩张中获得丰厚利润。就连工人阶层也能间接受益——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虽然工作时间长,但工资水平比欧洲大陆同行高出不少,这正是因为英国纺织品能以垄断价格销往殖民地,工厂主有更多利润空间支付工资。
于是,即便美国实行三权分立,国会、总统、最高法院之间常有制衡与博弈,甚至出现19世纪“威士忌环”案(官员与酿酒商勾结逃税,涉案金额达数百万美元)这样的腐败事件,但因为有持续不断的增量资源注入,腐败对整体效率的影响被大大冲淡了。整个社会就像在一个不断做大的蛋糕面前,形成了“共同分食扩张红利”的默契,分权体制也因此得以维持。